沈从文创作丰富，但正是《边城》奠定了沈从文先生在世界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1988年，瑞典文学院准备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沈从文。不幸的是，沈从文已经在当年5月去世。而诺奖只授予健在的作家。同样能显示《边城》崇高地位的还有1999年《亚洲周刊》推出的“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在这个排行榜中，鲁迅的小说集《呐喊》位列第一，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名列第二。《边城》被日本、美国、英国、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翻译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

《边城》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抒情诗般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边地特有的风土人情和人性之美。《边城》里的湘西，自然风光秀丽、民风纯朴，人们不讲等级，不谈功利，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相互友爱。外公对孙女的爱、翠翠对傩送纯真的爱、天保兄弟对翠翠真挚的爱以及兄弟间诚挚的手足之情，爷爷和邻居的友爱，等等，都凸显出了湘西边城人性的善良美好与心灵的纯净。而这些都代表着未受污染的农业文明的传统美德。

沈从文之所以竭力歌颂这些人性美，是由于在他看来现代社会（尤其在城市里）传统美德受到破坏，到处充溢着物欲金钱主义的浅薄、庸俗和腐化堕落的现实而言的。所以，他经常将乡村和城市对照来写，写乡村满溢着温爱，写城市充满刻薄的讽刺。作者推崇湘西人的人生方式，也想以此重建民族的品德和人格。这是作者的向往，只是这样的理想具有显而易见的乌托邦性质。

       众所周知，海德格尔是一个存在主义（严格来说应是存在论）的思想家，海德格尔一生的思想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在此在与周围世界共在的关系中去追问人的生存意义以及这种意义的存在性来源问题。《诗·语言·思》一书贯穿的当然也是这样一个主题。

     《诗·语言·思》主要由《诗人哲学家》、《艺术作品的本源》、《诗人何为？》、《建筑·居住·思想》、《物》、《语言》、《“……人诗意地居住……”》等一共七篇文章构成。这七篇文章全部是1935年之后即海德格尔后期的作品。前面我们说过，作为一个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思想和行文事实上是比较晦涩的，但是在后期，海德格尔的思想和行文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变。在思想上，后期海德格尔不再像前期那样强调此在（人）的主体性而更加着重存在本有的自行性；在文风上，后期海德格尔的行文更加地诗意化了，也就是，他更喜欢通过诗歌、文学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哲思，从中，我们不但看到了作为哲学家的海德格尔的一面，也看到了具有一片赤诚诗心的诗人的海德格尔的一面，后期海德格尔之所以要提出那个著名的“诗与思的对话”的论断，其原因就在这里了。

       通过对这本后期海德格尔思想色彩浓厚的著作的阅读，我们既能发现海德格尔思想的一贯主题，也能更为清晰地了解后期海德格尔思想的旨趣变化，同时又能在一种优美的诗化性哲思中体会海德格尔对哲学、美学和文学的深度理解。此书对哲学、美学、文学爱好者是必读书，也非常适合其他的一些对人文社会科学感兴趣的读者。

    《菊与刀》是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探究日本人的民族性的一本研究著作。“菊花”是日本皇室的标志，“刀”则象征着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作者通过这个书名试图表现出日本人的民族性的两面性，例如好斗而和善，尚武而爱美，野蛮而文雅，顺从而富于抗争。但是，此书并非简单提出日本人的民族性中的两面性而已，作者从社会人类学角度对其民族性中的复杂和矛盾的形成原因进行探析。因此，此书是了解日本人的民族性的重要书籍之一。

      但是，此书写作时处于二战的特殊历史背景，本尼迪克特无法赴日进行实地调查，也就是说她并未真正接触在日本社会中生活的日本人。为了填补直接数据缺失的空白，她通过当面接触在美国的日本人以及日本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美国人的日本游记等多种间接数据进行补充。但是，直接数据的缺失仍然导致了此书在其论证上的一些不足。

       此书剖析出的关于日本人的民族性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日本人的思维以及行为方式的同时，也可能会导致我们对日本人产生“刻板印象”（stereotype）。因此，希望我们在通过书籍了解日本人的同时，切勿忘记用自己的眼睛看日本，亲身感受日本，了解日本文化。